■ 大师赴唐最大的疑问? ■
大师为什么对此期间的情况未做交代这个问题放在最后再谈，下面首先看一下过去的大师传中出现的可疑之处。弘法大师一生中最大的疑团其实是大师赴唐的目的。正象过去一直在老生常谈的那样，大师赴唐是想解决在奈良・久未寺发现的『大日经』的经文中的疑问，若果其如此就产生一个相反的问题：大师为了解决经文问题为什么能忍耐长达十年的时间。在过去的大师传中，最大的疑问就是这个问题。
日本大作家司马辽太郎对此是这样叙述的。
(空海赴唐的目的)“仅是想弄明白对大日经的疑问，在遣唐使制度开始之后，只有空海是带着如此尖锐而明确的目的赴唐的。虽然这位大作家正确使用“尖锐而明确”的表现，但我想其思路确实贫乏。目标已经认定为『大日经』，带着对此的求知欲要解决究竟疑问之处这样的“尖锐而明确的目的”,不可能忍耐长达十年的时间，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如果大师抱着这位大作家所说“尖锐而明确”的目的的话，为什么在二十多岁的青年时代能忍耐将近十年“求知的欲望”。在过去的大师传中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如何令人信服用跋山涉水的方法找到『大日经』这样用文字写成的东西的含义呢？实在难以理解。对文字写成的东西的含义不明白时，找到写它的人问清楚是最好的办法。这在一千多年前也应该是一样的。认为大师也会那么做，这是很正常的。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历史是把弄清楚的事实一点儿一点儿连接起来再非常消极地补充说明罢了。
对于空海这位尚未成名的学问僧来说，用“遣唐使船”这种“国家级的渡海方法”赴唐是多么的困难，至今对此“艰难渡”尚未有什么说明。但是在为选拔不会是单凭能力进行，所以平民百姓被认定合格选上，其“艰难度”几乎难到用天文数字来形容。打个比方来说的话，可以想象成类似于突然出现在开普敦的男人说：“现在让我乘坐火箭!”这样的事情。可以说“这种绝望级别的艰难度”是用什么方法变成可能的呢?这一点在过去的大师传中都从未涉及。
已经赴唐了，因此不要再提赴唐的问题，这种说法令人不能接受。
笔者所说“大师再次西渡赴唐说”可以理解成对于为什么能够那么容易乘上船这一谜团的探讨。
话还回到译解『大日经』的那一段。大师青年时代在奈良有一天发现了『大日经』，关于经文正文中难以理解的部分，估计他走访了全都城的名僧求答，这一点我认为是大师青年时代确是发生的事情。问题是其解决方法。为了求教文字的不懂之处。而进入深山幽谷进行求学之旅是不可想象的。
优秀人物的青年时代都有强烈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强烈的求知欲，这一点无论是一千多年前的古代还是当今都是一样的。大师对『大日经』中的含义不懂的部分，一定会拼命走遍奈良城寻找答案。但是，当大师知道在奈良不可能再进一步解决问题时，怎么办呢？大师立刻西渡赴唐。
当时乘坐遣唐使船只这种“国家级方法”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如果用非官方的方法，就是经过朝鲜赴中国大陆，并不是现在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现在知道为此所需要时间仅为几个小时。(现在的国界是过去所没有的用白线划分的日本和韩国的最短距离航行可需时间)
事实如此，大师等一行所乘船只远离了目的地，漂泊到了福建省时，当地官员不允许他们上岸，原因是被错认为是走私船或是海盗船，过去一直是这么理解的。反过来证明当时有那种船只航行于日本和中国大陆之间。
因为大师青春时代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所以航行于日本和中国大陆之间哪类船只都可以接受。
稍微有点离题了，大家也许都知道：就现在中国或者东南亚的非法入境者乘坐的船是用多么小的小船吧！那条船的排水量仅有十几吨，除了自然风险之外，还要再加上一千多年前所没有的国界监视船的监视风险，这些全然不顾的冒险现在照常进行。
距今一百多年前，从德川幕府末期到明治时代，很多青年为了吸收欧美的先进科学知识出国了。其出国动力归根结底是出于一种求知欲，这里就不用再举吉田松阴(思想家、教育家:
想要非法出境到先进的美国，但失败了)的例子了。
有人跟庸人说：那是一千多年前的事情，这句话使他们以为怪不得当时的人和现代人毫无共同之处。其实不然，现在超过百岁的老人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可一千多年的时间仅是十个百岁老人的寿命。无论是一千多年前的古代还是当代人们的思维应该没有太大差异。为了实现“求知欲”，他们都不顾生命的危险，这一点古今也是一样的。
人物传记并不是单纯把该人弄清楚的事实连接起来就行了。还必须有填补历史事实和人物事实之间孔隙的推断。这时如果是我们自己该如何办呢？面对大日经这一至高无上的经文，天才的学者、热血青年为了弄明白它能忍耐长达十年吗？如果仅冒一次危险，如果仅冒一次生命危险就可以实现了，那么为什么不西渡赴唐呢？带着答案回国那就是题外话了，仅为目前要找到的答案而西渡。
如果是我的话，根本不要犹豫，就会立刻西渡赴唐，不管是乘海盗船，还是乘捕墨鱼船什么都可以。空白的十年是始终坚持空白十年这种陈词滥调的，在自己青年时代没有狂热的人说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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